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
“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曾向陈戌源抛出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中性化改革，张路曾与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日本J联赛创始人——日本国家队原主教练川渊三郎有过长时间探讨。日本曾经所有足球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化，球员都是企业的员工。川渊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影响太大，俱乐部成了企业私产，对发展不利。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张路认为，在国内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应该斟酌。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和俱乐部的磨合难度。
谈到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的退出，陈戌源称，他和苏宁的老板曾多次沟通。“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此言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业内争论。
马德兴称，足球的投资人，不管是来自国企还是私企，都要体现出公益性。今年多支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性化改革导致。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多次颁布过方案，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这次强制后，很多人又抱怨来得太快，没时间准备，这其实是在找借口。”
关于足球的公益属性，张路认为，职业足球是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投资人投资足球应该具有一定公益性，但也有商业性考虑，能够提高企业知名度，对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强调公益性同时，也应该对投资人有相应的保障政策。“2010年，我在中超委员会任职时就提出过，是否在税收等方面对投资人的企业有一定优惠等，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建议没有实现。”
“在中国足球文化还不成熟，对公益性的认知不足等背景下，不能苛求投资人去谈情怀、讲公益，而把他们的企业搞得破产。”《足球之夜》杂志记者李巴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很多人对足球公益性的认识不足，认为公益性就意味着不赚钱。其实，像福彩、体彩等都有一定公益性，但都能赚钱。“关键是投资足球怎样既体现公益性，又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让投资人获得一定回报，这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很长时间以来，在三级联赛中，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