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跳绳培训的小朋友。钟水军 供图
唐老师谈及跳绳社团未来发展时提及，计划将跳绳社团扩大到更大的规模，但是场地限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方面。“80人左右吧，是以当前配置下可以控制的规模。”同时他也提到，常规体育课堂中，跳绳是作为热身活动进行教授的。
这样的规模显然无法覆盖所有需要。黄亚玲教授也表示，这种需求也不应该完全“压”在学校身上：“把这些东西都压在学校，那减负根本减不下来。另外如果课堂内容完全以考试为导向，反而容易让学生对于学习的内容产生疲劳感甚至反感。现在什么都讲‘进校园’，还要考虑升学率，学校压力太大了。”
从这一点看，商业化跳绳培训的兴起无可厚非。黄亚玲教授则提醒说值得反思的是应该有多更元化的选择和服务：“需求首先是多元化的，有些孩子可能需要的是学会跳绳，及格就好；有些家长可能想要求最优，达标的基础上还想有进一步的表现等等，而这些需求不可能都通过学校来解决。所以我们说应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多元化的服务主体来满足需求。”
资料图：图为学生在杭州一培训班突击备战体育中考。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因此，当需求显现时，相比“跳绳应不应该有培训班”这样的疑问，需要思考的恐怕应该是“满足需求的主体、方式、渠道是否多样”。
而黄亚玲教授看来，在市场证明了巨大需求存在的情况下，学校早已有所投入，市场也已经闻风而动。而与市场火热相反，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为解决这种需求所提供的能量明显不足。培训机构的受追捧，因为它们几乎是“校家”之外，青少年体育需求的唯一“倾泻口”。
而此前对《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进行解读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就明确提出了“充分调动师生校家”各方主体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积极性”的要求。而单就跳绳活动展现出的态势看，师生足够重视，校、家足够积极，社会方面则应当成为进一步解决需求的未来方向。
资料图。图为北京一社区内进行的2020年北京市青少年体质促进趣味运动会，开展社区青少年的健身普及活动。
与之呼应的，2018年由7部门联合印发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中，就提出了“青少年体育发展壮大”及“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训广泛开展”的要求和目标。
“从青少年的角度说，我觉得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可以大力发展，由政府购买服务，为青少年提供指导；一些社团组织、民非组织，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他比如专门发展一些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我觉得社会体育组织应该是青少年在校外参与活动的最有效途径。”黄亚玲教授如此评价道。
黄亚玲教授介绍说，在21世纪初，中国曾经有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尝试，但因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但如今体育正在青少年的教育和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也应该让人们的眼光重新落回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学校、家庭再加上其他方面，大家一致起来，问题就好解决。”她展望道。(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