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运营、生存模式出了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说，俱乐部老板常常为了追求广告效应、地方为了追求名片效应，出现短视的运营行为。“俱乐部只有能靠票房收入得以生存了，只有在版权上更有发言权了，才能走得长久。而我们现在都是单一地依靠母公司，老板高兴了就给钱，不高兴就不给。主业受影响了必然会降低俱乐部投入。饥一顿饱一顿的俱乐部不可能有未来。”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尚未达到“职业”标准，不具备欧洲职业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门票、转播收入等少得可怜，市场和产品开发能力非常弱，中超几乎没有一家俱乐部真正赚钱。
没有赚钱能力，花钱又大手大脚，这让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雪上加霜。较长一段时间里，“金元足球”在中超大行其道，一桩引援动辄上亿元，球员平均年薪上千万元。“联赛前三球队每年的投入不低于10亿元，而保级球队的年投入也在4、5亿元。”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说，泡沫化严重的联赛祸患无穷，不少中小俱乐部吃不消，不得不选择退出。
当俱乐部出现财政困难时，有的俱乐部认为联赛准入过于“一刀切”。一家北方俱乐部老总说，按照国际足球惯例，在规则制定方面一般会以保护球员的参赛利益为前提，然后再对俱乐部的欠薪等经营问题进行“有层级的处罚”。但目前中国足协采取直接不给予准入的方式，这就相当于宣告了今年许多职业球队的集体“死亡”，令数百名教练员、运动员下岗待业。
“足协制定政策时的初衷是好的，但能否循序渐进？或者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给一个先活下来的机会，未来也许就有了转机。这或许是对俱乐部从业者更负责任的办法。”该俱乐部老总说，职业联赛是一个整体，不断有俱乐部解散或退出，也影响联赛的稳定和利益。
但也有中国足协人士认为，规则对各家俱乐部都是公平的，无规矩不成方圆。何况，考虑到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足协在准入时间上已经有所延迟。
近两年，随着“限薪令”等政策实施，“金元足球”有所退烧，业内呼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限薪等措施，挤掉泡沫的同时，也引导俱乐部更多投入到梯队和青训建设。
“中国足球发展这么多年，尤其是职业化以来，一个最大弊端是精力都放在一线队，没有解决群众基础的问题，社会足球推广和发展远远不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忠臣说，没有基础的足球，不可能发展好，整个生态并没有改变，仍旧是企业在苦苦支撑俱乐部和联赛发展。
中国足协近几年一直在推动俱乐部财务平衡，包括减少俱乐部对母公司的输血依赖，限定支出、投入、亏损等额度，提升其自我造血能力。
中国职业俱乐部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循序推进。一个好消息是，业界期待的职业联赛理事会的组建已有了新进展，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给出的时间是“还有一两个月”，这将有利于增强俱乐部和联赛的效益和活力。
另外，天海的解散也警示俱乐部尽快优化股权。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说：“过于依赖单一公司和投资，对俱乐部而言存在较大危险，一旦母公司出现动荡，俱乐部的未来便飘摇不定。没有多元的投资结构和稳定的经济来源，‘短命俱乐部’可能还会出现，‘百年俱乐部’便只会是梦想。”
“欲告无门”的维权困境待解
天津天海的解散是中国足球的一场悲剧，天海的教练和球员更是直接受害者。
一夜之间失业同时也恢复自由身的天海球员，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新的俱乐部，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好在解散球队的球员不占用内援转会名额，像国脚级球员杨旭、孙可等自然不愁下家；张诚、糜昊伦等也在当打之年，在中超仍有一定竞争力；张源、钱宇淼等U21-U23小将也有培养潜力。而一些老将、替补和预备队员，可能只能去低级别联赛谋生，有的甚至就此挂靴。
最让天海教练组组长李玮锋放不下的是梯队球员。“我们梯队中有不少有潜力的优秀球员，他们怀揣着对足球的热情和梦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失去了平台，他们可能从此就踢不了球，也很难再回到普通学校上学。”李玮锋说，这不仅是小球员本人的灾难，也会牵扯到背后数十个家庭。而且，有的家长看到一支中超球队解散的新闻，今后或许就会犹豫是否还让孩子踢球，这让他感到心痛。
虽然天海青训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俱乐部解散了，但仍会对孩子们负责，尽力安排他们有球踢、有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