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中国职业足球的“金元时代”有泡沫、有弊端，但因天价转会费和薪酬而来的外援外教们给中超带来了国际赛场上的荣光时刻。2013年和2015年，恒大两夺亚冠冠军。2017年与2019年，上港和恒大分别打进亚冠4强，大牌外援们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2012年恒大进入亚冠8强前，中超球队面临着亚冠改制后小组难出线的窘境，即使跌跌撞撞出线，也均是淘汰赛一轮游。高投入下的高回报，成为刺激中超俱乐部高额投入的原动力。
当知名外援外教逐渐撤离后，中超球队未来在亚冠赛场上能否一战？外界对此并不乐观，最悲观的看法是“一夜回到十年前”，并认为国安本赛季取得的8强成绩将是未来几年中超球队在亚冠的最佳战绩。
过去多年来，中超球队对外教外援极为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亚冠赛场上，国内联赛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个赛季，中超16队中只有1/4左右选择本土主帅执教；外援们占据着各队中前场的主要位置，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国内球员在2020赛季虽然表现有所提升，但20轮联赛后，他们的总进球数依然以155球落后于外援们打入的287球。最严限薪令被视作改变中超球队“外援外教依赖症”的强力措施。
急刹车的趔趄过后，中超球队需要时间站稳，但这个“稳定期”需要多久，尚是未知数。
症结
外援出场 尚未做配套调整
曾经繁荣的中超如今需要着眼未来了。在明星外援渐次离开、本土球员水平提升前，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何以吸引球迷的支持？
中超版权有过5年卖80亿元(后调整为10年110亿元)的辉煌，如今联赛含金量大打折扣后，被认为不再“值钱”的中超需要盘算好“小成本日子”。
陈戌源指出，不少中超球队少了外援之后，竞技水平完全判若两队，这对中国足球发展来说不是好的一面。然而这正是中国足球的现状，当大多数球队的核心位置被外援占据后，本土球员得到的成长空间与信任并不充分。
“金元足球”十年，能力克外援拿下中超金靴的国内球员仅有武磊一人。优秀外援的撤离潮虽然被认为可能会让国内球员得到更多锻炼机会，但外援出场人数条款并未因限薪令做配套调整，这与限薪令的初衷背道而驰。
过去几个赛季，外援出场条款多次调整。2017和2018赛季，中超一场比赛中外援可累计上场3人次；2019年6月，中国足协将这一规定调整为“一场比赛中，同时上场的外援不得超过3人”；2020赛季，出于增强联赛观赏性和竞争力的目的，外援政策再次调整，变为报名5人、上场4人。国内球员并未因此得到更充裕的成长空间，何况他们还需要与入籍球员这一新群体竞争。
“小成本时代”的开端注定是混乱的，比如相悖的政策，比如球迷们突然要接受支持的球队换上一个陌生的名字。
12月31日是北京国安俱乐部28岁生日，但也许这是北京国安的最后一个生日，因为按照中国足协发布的《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通知》，国安、泰达、建业、亚泰等在中国足坛存在了20多年的名字将不复存在。
这是最具争议的变化，因为在球迷眼中，这些名字早已不是商业化符号，而是被视为一支球队的血脉传承，所以当年上海申花球迷才会在俱乐部易主后力争留下“申花”二字。
投资人、球员、教练、球迷，中超即将迎来“小成本时代”，这必将影响着每一个中国足球从业者和关注者。何去何从？前路仍在迷雾中。
A18-A1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