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迪尼的同胞、里约奥运会游泳选手阿尼斯曾在土耳其待了4年，由于没有土耳其国籍，他被禁止在该国参加游泳比赛。“这就像一个人在学习，学习，学习，却不能参加考试。”阿尼斯说。
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柔道男女混合队由6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叙利亚、刚果、阿富汗和伊朗。一起训练的2个月里，不同的语言文化给他们的交流造成不少障碍，但他们很快建立起信任。其中一位运动员说：“团队训练开始时，我有点担心。但我发现我们都有相似的故事。”
虽然第一轮对阵德国队时就败下阵来，但下场时，6人大笑着拥抱着，“我们会变得更强，然后再次回来。”
联合国难民署一位发言人说：“运动是与人互动、与人见面、学习和获得新技能的过程，不仅有助于这些难民适应新环境，而且有助于他们走向未来。”
奔跑对女子800米选手洛孔尼来说，意味着自由。在南苏丹，女性不允许运动，当地流传着运动会让女性无法生育的传言。就连她的父亲也阻止她。“但我必须跑！”她在接受采访时举起右手，敲打着左手手心，“任何人都有权通过体育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南苏丹跑到肯尼亚的她，最初对“奥运会”都很陌生。当她被选拔为里约奥运会候选人时，她以为“巴西就在肯尼亚”。
“我这辈子从没跑过步”，田径选手穆罕默德在苏丹的家里只会踢球，球是用袜子和破T恤揉在一起做的。他8岁时，民兵横扫他们的村庄，杀害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97个村民。2013年，他花了72小时徒步穿越6万平方公里的西奈沙漠，逃往以色列。
刚到以色列，因为教育水平低，穆罕默德只能在工地上砌墙，和另外7个人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里。一次和难民朋友踢球，朋友发现他耐力很好，建议他加入当地的跑步俱乐部。“刚开始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后来他爱上跑步时能“做自己”的快乐。但他无法达到专业运动员一样的训练强度，同时要打好几份工。2017年，他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辞去工作，进行全日制训练。
2016年，国际奥委会设立了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奖学金，促使各国奥组委发掘生活在该国、有运动潜力和天赋的难民运动员。根据2020年的报告，已有13个国家的56名难民运动员获得该项目支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29人正是从中选出。国际奥委会已提供300万美元，每月支付每位运动员1500美元。
奥运会结束后，这笔资助仍会继续。难民运动员将回到庇护国继续运动生涯。钱杰克、洛孔尼等4位田径选手将回到肯尼亚的洛鲁佩训练营，为争取下一届奥运会的参赛名额而努力，“这里没人把你当成靶子”。这个训练营是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团长洛鲁佩创立的。
“在奥运会之前，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们。”洛鲁佩说，“他们过去常常说我们的坏话，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运动员。人们害怕会发生点什么。”
过去5年，马尔迪尼作为国际泳联独立运动员队的一员不断参加国际比赛，还成为畅销书作家、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她在训练之余去难民营与难民交谈，在国际场合演讲，提醒大家难民危机的存在。
“没人选择成为难民，难民只是给我和我的处境起的一个名字，它不代表我的个性和我正在取得的成就。”她说。
她也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在社交软件上晒出和闺蜜的自拍。有网民说她“不像个难民”，她反驳说，“我是难民，不代表我要一直哭泣”。只有她自己知道，夜晚的噩梦时常将她带回年少时的恐怖经历。去匈牙利参加比赛时，她会远离火车站，她曾在逃亡途中在那里碰上了警察，差点被抓进监狱。
不过，奥运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复杂的政治因素仍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在以色列暂居的穆罕默德，参加其他比赛时代表以色列，但由于两国关系紧张，他总担心苏丹的家人会受到影响。苏丹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后，他又时刻生活在被驱逐回苏丹的恐惧中。
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斯蒂芬·帕蒂森说，奥运会后，难民运动员们急需获得更多机会，无论是比赛还是赚钱。
从里约到东京，难民代表团的人数增加了，他们所代表的难民数量也从6000多万增加到8000万。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160多个国家关闭了边境。2018年至2020年，有近100万名儿童出生即成为难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仍是难民。
国际奥委会决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仍将继续组建难民代表团，“向世界传递希望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