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里还提到要发挥社会体育组织对发展学校体育的重要作用。在钟秉枢看来，“社会组织的介入，使得我国原有的举国体制三级训练网的框架将发生巨大变化，以前的举国体制只是举了体育部门的一家之力，今后就真的是举国了，包括教育部门、社会组织等的力量都将发挥出来。”
当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回归校园，才能真正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运动员，也才能消除体育生与普通生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按照文件所说，原本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摇篮的体校，将推进改革，“在突出体校专业特色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
王宗平对文件中提到的“在不降低学业标准要求、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为优秀运动员完成学业创造条件”的条款印象深刻。王宗平认为，“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乃至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与运动员的文化素质、综合素质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的高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时，通常情况下，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要求都不高，甚至还可以让高水平运动员用比赛成绩换取学分，或是获得降低学分的待遇。这样的话，高水平运动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形象不是很好。但从国际来看，学生运动员在大学里通常都是学业要求不降低、学分不降低的。”
在钟秉枢看来，“这次文件的出台表明，就学校体育而言，未来，教育部门该做的事越来越多。反过来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育部门在历经4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适应社会的变革和顺应世界范围内体教融合的大趋势。”
政策交叉点有待解决
这次“体教融合”的文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改革方向，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有些内容仍需完善。
王宗平表示，“就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来说，现在全国有资格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只有300多所，而全国共有高校3000多所，这个比例太低。”另外，指挥棒的作用对于中国教育影响深远，王宗平提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是中学校长或者学生家长，在现有的教育环境下，我让学生、孩子加强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到底能有多高？”
吴键指出，文件里“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制定体育教师在课外辅导和组织竞赛活动中的课时和工作量计算等补贴政策”，与现有的“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开办课外辅导班或在课外辅导班授课”的有关规定产生交叉。另外，“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对口升学单位，开展相同项目体育训练，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的政策，又与现有的划片入学、就近升学等政策有交叉。因此，在后续的操作上，还需要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化解不一致。
吴键还认为，“学校体育现在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都存在割裂现象。国内的学校普遍重视智育，轻视体育，但是从人的培养的角度，智育和体育是应该同步发展的。从学校体育内部来说，体育课、课间操、课外活动、课余训练以及竞赛常常也是割裂的，我们现在经常问，为什么体育课上就不能比赛？实际上，运动教育模式就是一种以比赛为引领的有效教学模式，现在摒弃了。学校体育的这种割裂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本报北京9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