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减薪为何“易说难做”？
在4月9日上海举行的中国职业俱乐部研讨会上，中超、中甲、中乙三级俱乐部代表就“俱乐部和球员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实行全队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达成共识。但减薪的“统一标准”如何界定，各方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视频会议就能推出执行细则。从研讨会邀请俱乐部、律师、经纪人各方表态来看，中国足协在推出指导意见、俱乐部在执行“减薪”的过程中面临不同难题，他们对于具体工作也格外谨慎。
减薪实为俱乐部心声
与职业化高度发达的欧洲主流联赛所流行的“减薪”有所不同，国内职业足坛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对减薪或限薪概念产生了共鸣。部分俱乐部负责人透露，在去年底今年初的非正式沟通过程中，多家中超俱乐部都表示新赛季缩减或者谨慎投入。部分俱乐部在夺冠无望、降级无忧的背景下，甚至考虑在新赛季采取“单外援”战略。有些俱乐部在与球员沟通续约或拟签订新约过程中，已经有意识降低薪资标准。换言之，“金元风暴”过去后，中超及国内俱乐部在引援投入方面已经趋于理性，减薪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已是大势所趋。
疫情的发生客观上为各俱乐部缩减开支起到了提速作用，但也让相当一部分职业俱乐部投资人受到本企业主业亏损影响，不得不通过“节流”止损。由于球员、教练员合同责任主体是俱乐部，一旦俱乐部单方决定减薪，必然构成违约。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主动找到中国足协索求“减薪指导意见”的动机。甚至有业内人士非常直白地将这形容为“俱乐部想借中国足协之手，让‘减薪’成为合情合理的结果” 。
在业内人士看来，还有一类现实问题左右俱乐部“减薪心理”。由于不同俱乐部因自身财力、经营状况不同，其设定的中外球员薪资标准高低参差不齐，那么各家“减薪”力度不一，仍会造成巨大的薪资差异，那么相对标准较低的俱乐部就会担心自己的核心或者主力球员因“减薪”而被财大气粗俱乐部挖角。所以这样的俱乐部当然希望中国足协能够“统一标准”。
标准设定须综合考量
按照计划，“减薪问题工作组”在初步沟通后，还计划与三级职业联赛所有代表进行更广范围的沟通。据了解，为确保规则出台合法、科学、公正，中国足协特邀两名深谙体坛法务问题的律师专家加入工作组，其中一人据说曾深入参与国内职业篮球联赛法务工作。此外，还有一名长期为国内俱乐部运作优质内外援，业界口碑极佳的经纪人受邀参会。大家普遍认为，既然俱乐部球员、教练员等从业人员能享受国内职业联赛蓬勃发展带来的“红利”，也就是说能“同甘”，那么在疫情期间足坛遭影响、受损失的情况下，大家也应该有责任和勇气“共苦”。
9日晚6点，各俱乐部接到了后面会议暂时取消的通知，原因是工作组成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或意见，需要足协法务及相关部门人员汇总后形成完整方案，再向各俱乐部领导汇报相关情况。这意味着，各方对减薪均抱理解、支持态度，但如何“统一标准”，还需要细算。
各代表提出的细节问题很多，综合来说主要集中在“减薪标准”如何具体量化的问题上。由于外援、外教的薪酬普遍远高于俱乐部本土人员，是否“多挣多减”也需要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谨慎思量。
由此来看，中国足协即便出台“减薪指导意见”，仅按联赛级别划线设标准恐怕不可取。从沟通情况看，中国足协有可能按球员、教练员既定薪酬额度来“分级”，随后不同薪资级别的人员按不同比例落实减薪。但此类方法同样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
如何接招考验足协智慧
从研讨会及会后中国足协发布的官方会议通报来看，中国足协制定“减薪指导意见”不仅需要紧跟国际足联相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更要在具体工作中确保严守法律法规，尊重契约。事实上，对于国内各个行业在疫情期间能否落实其工作人员减薪，如何减薪，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曾于1月24日作出过解释。当时下发的《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曾表达这样的意思：降薪的合法性取决于企业采取的降薪方式，即如何实现对员工的降薪。如果与员工协商一致降薪，法律是允许的。企业强制单方面决定员工降薪，一般来说是不合法的，如果企业制定的薪酬结构中有绩效工资或浮动工资部分，那么允许正常的绩效考核导致薪酬合理调整。与此同时，《通知》还特别要求企业如果与员工就降薪问题达成一致，那么必须保留协商记录，比如微信、邮件回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