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彭帅也再度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更早之前，在2005年，彭帅就曾公开发声，要求在教练、奖金、训练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这是第一次有运动员正式向网管中心提出“单飞”请求。
但在孙晋芳看来，政策出台需要选对时机。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网管中心已经形成了职业化改革的方案。但是，北京奥运会在即，“这时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给李娜等人单飞的机会。”
当年年底，网管中心拿出了“单飞”方案，只有积分排名进入世界前50名的队员，才有单飞资格。选择“单飞”后，球员和网管中心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心规定什么比赛要代表国家出战等问题。而不单飞的球员，仍按照原有的举国体制训练和比赛、生活。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管理者，只能去找平衡点。
李娜、郑洁、彭帅、晏紫成为首批被允许“单飞”的中国职业女网球员，采用国际通行的网球运动员职业化模式：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
根据单飞协议要求，李娜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同时依然需要代表国家和所在省区参加全运会、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当这些赛事与运动员的个人安排产生冲突时，运动员依然要“以大局为重”。
对于方案“以大局为重”的要求，李娜2011年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坦言：“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网球管理部门花了很多钱让我参加比赛，为我做一切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必须回报他们。”
单飞后，职业化道路上的残酷一面也很快显现出来。
2009年赛季，李娜的总奖金已经超过60万美元，但她依然“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考虑到存款为零的情况。同一赛季，郑洁的奖金总收入为53万美元，晏紫则只有16万美元。
据一份2011年的统计数据，“单飞”后李娜团队每天基本开销为1万到1.5万元人民币，一年总支出在400万元左右。即使是国内顶尖运动员，“单飞”后也并非都能支付起高水平团队的花销。
此外，面对“单飞”之后运动员成绩出现的波动，国内对“单飞”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建议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渐高。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是基础”，其他手段只是补充。刘青则指出，“单飞”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过程中的“嫁接”，具有明显的定向性而缺乏普遍适应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目前网球运动员培养中职业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向，但就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网球协会可能仍然希望能够保持对运动员的控制力。这也是当前体制下管办分离不够彻底的一种体现。” 2012年，时任中国网球协会培训部副主任胡亚斌撰文分析道。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
2011年6月4日，法国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直落两盘，李娜战胜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来自亚洲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单打冠军就此诞生。
对于网球职业化改革以及“单飞”的质疑，几乎是瞬间烟消云散，李娜和她的团队成为“民族英雄”。
一些中国网球选手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李娜夺冠当天，全国观看法网女单决赛的总人数高达1.1601亿人次，央视体育频道全收视率高达2.75%，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
当时，郑钦文才8岁。她发现，之后再也没有人问她带着的球拍是不是吉他了。2019年打进美网青少年女单八强的郑钦文后来回忆说，“李娜赢了之后，很多孩子走上了网球场。她让他们有了网球梦——包括我。”
2012年到2014年，李娜的教练换成了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曾带出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网球运动员贾斯汀·海宁的教练，尽管举止温文尔雅，但他为李娜制定的训练方案被《纽约时报》评论为“无情”。刚开始试着适应卡洛斯的训练节奏时，李娜曾问姜山：“贾斯汀是如何与卡洛斯相处15年的？(训练了)三天后我都准备好去死了。”
除了训练节奏的变化和技术上的调整，卡洛斯还采取了新的心理疏导方案。
李娜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长时间让她在国内毁誉参半。“一旦感到不舒服，她砰的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孙晋芳坦言，李娜和媒体的关系一度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