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网管中心之后，觉得要扭转这里的思想问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我们是项目中心，不是行政机关。我们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围绕运动员、教练员来做。”
早在2000年，网管中心就曾提出运动员不但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国内比赛，还要参加职业比赛。但事实上，中国网球和其他球类项目一样奉行“体校-地方队-国家队”的三级体制，高水平运动员需要代表所在省参加全运会，也要代表国家参加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即俗称的“三大赛”。
与其他球类项目不同，国际网球进行职业化发展之后，代表网球最高水平的比赛并非“三大赛”，而是由国际网联和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男子职业网球协会等职业联盟组织的公开赛和巡回赛，这些赛事也决定着运动员的国际排名。
如今身为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的刘青曾撰文指出：“在国际网坛，一个职业运动员要想取得较好的世界排名，一年最少要保证参加25次左右的排名赛。”
但是，中国当时有约400名专业网球选手，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基本上都还是在传统的三级训练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中国球员“走出去”的另一个现实障碍是经费限制。曾有统计，在2003年，如果一个球员在一个赛季要打25周比赛，差旅等费用需要10万美元，这已经超过了当时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
长期不参与国际赛事，让中国球员在不知不觉间几乎“原地踏步”了十年。1991年李娜刚刚进入湖北省体校时，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的世界最高排名是155名。到2002年退役前，李娜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运动员，名次是135名。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孙晋芳亲自去跟赞助商谈。“我们首先用网球队这个无形资产去和企业谈，拉来了一大笔资金。”
体制僵化和经费限制这两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后，效果很快体现出来。仅2004年一年，中国就有将近1/5的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像彭帅、郑洁、李娜这样的中国最高水平选手，参加的国际赛事平均达到15个以上。她们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国外参赛，包括顶级的四大满贯赛事。
2004年8月，李婷/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收获了这届奥运会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块金牌。10月，刚刚复出的李娜就在广州公开赛夺冠，成为中国第一位WTA巡回赛冠军。2004年，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女子网球元年”。复出的李娜以及彭帅、郑洁三人，国际女子职业网联(WTA)单打排名先后进入前50名。
2006年，李娜的WTA单打排名已经跻身前25名。为了能进入前10名，她认为自己需要有管理职业生涯的自由，应该和国外的职业化选手一样，拥有自己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
2005年，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明确提出“以提高职业排名为前提”“以职业网球为手段，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遵循职业网球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全面展开。
正是从2005年开始，大量外籍教练被“请进来”。之后，为了尽可能满足李娜、郑洁等种子选手的需求，外籍教练还被分成四个小组，尽量做到“两三个外教围绕一个运动员团队”。这已经是当时网管中心承担的经费上限：每年需投入1000多万元。
球员奖金分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按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球员参加各种比赛所获得的奖金，“65%需要上交”，由国家体育总局、协会和省里分成，个人最终能拿到的只有35%。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种分配机制下，“运动员没成绩的时候满意，出成绩了就不满意”。
为了解决矛盾，孙晋芳首先主动让渡了网管中心和网球协会的奖金提成，又去耐心做各省市的工作，暂时放弃应得的10%。多次调整后，运动员的奖金分成提高到了65%。
“这一拨球员的个性张扬非常明显，跟我们那一代提倡无私奉献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光靠教育是没用的，管理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孙晋芳说。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对李娜进行过报道
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的“嫁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饱受伤病困扰、成绩一度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孙晋芳提出：奥运会结束后，如果不能自主参赛、做职业运动员，就退役。
那一年，李娜已经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