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陈小琪一样被世界大运会的经历开启梦想的运动员不少，但也不乏因现实变得“理性”的选手。为中国代表团夺下本届大运会首金的跳水运动员宋首霖，目前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尽管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她依然坦言“没有参加奥运会的打算”，因为“中国跳水的强手实在太多了”。
数据可见，跳水和乒乓球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这两个项目为代表团共贡献18金，占整个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6%。“我们的专业体育和学校体育之间高度相关。因此，我们专业体育的优势项目也是学校体育的优势项目。”薛彦青表示。
但这样的相关性也间接呈现出高校选手在专业体育优势项目中空间的逼仄。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直言：“高校培养真正的高水平运动员，甚至取代目前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还不现实。”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过“业余赶专业”的口号，“指的是用业余身份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成绩，可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进行专业的训练，遗憾的是，专业运动员必不可少的营养、伤病恢复、医疗保证等保障体系，都是高校体育的短板。”
“如何在体育人才培养中，真正做到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有机融合、把人才培养跟学校教育有机融合”，这是钟秉枢眼中，需要在本届世界大运会后反思的问题。“从奖牌数量上可见，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都在我们前面，这几个国家的体育人才培养几乎都在一个体系里，但我们从青少年阶段就是体育、教育两个体系。”钟秉枢强调，“只有深入改革，打通体育和教育的通道，加速协会剥离，让两套体系的竞赛相融合，才有可能让更多优秀体育人才从高校或俱乐部产生。”
然而，在薛彦青看来，理念和体制是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家长希望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上好大学，上大学再锻炼，但锻炼意识的养成需要从小培养，到了大学惰性已经形成，更没动力了。”而中高考的指挥棒，让学校评价体系依然取决于“有多少学生考上什么大学”并非“学校出了多少优秀的学生运动员”。注意到这两个关键因素，才考虑经费、场地和师资不足等问题，“如果大家都不想锻炼，即使把运动场修好，最后也是锁在那儿不用。”
成都该如何“执笔”世界大运会
闭幕式上，大运会会旗从那不勒斯市交接到成都市，大运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成都市体育局局长熊艳表示，从交接的一刻开始到2021年8月19日，大运会进入“成都模式”，成都将集中力量，筹备一届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大运会。
薛彦青相信，随着“成都时间”到来，中国学校体育的篇章将在2021年成都大运会加速描绘的场景中逐渐丰满起来。
“我们不担心赛事办得怎么样，而是会追求怎么把赛事办得对我们国家整个学校体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薛彦青表示，中国与世界大运会的缘分从2001年北京世界大运会开始，又将在成都延续，交付在这项年轻人盛会中的意义也将有所变化，“过去举办大运会，更希望以此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在我们要结合发展战略，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发展体育产业。”
在钟秉枢看来，体育赛事并不具备天然地撬动学校体育发展和建设的功能，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及早进行布局，“举办大型赛事的时候，一定要用赛事撬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一系列关于加强冰雪运动包括冰雪运动进校园等政策、计划、方案相继出台，从而激发产业活力。”
具体到成都举办世界大运会能否推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同样需要我们有很多制度上的创新。”钟秉枢建议，可以效仿“我要上奥运”推出“我要上成都大运会”等口号，以此推出中国大学生代表团选拔，从校际、大区际到全国层层选拔，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此外，可以创设一系列的跟学生体育运动相关的科学报告，艺术展示，或者展演，包括啦啦队、志愿者选拔活动等，在大运会之前通过系列赛事及文化教育活动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高校体育氛围的变化，“毕竟，世界大运会与其他重要赛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对青年学生一生的影响。今日之星明日领袖正是我们以往忽视，但国际上十分重视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