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宣布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国将联合承办2026年世界杯赛，“三国联办”开了世界杯赛先河，这也符合“扩军”实际需求（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将有48支球队参赛），留给中国足协提出可行性申办申请的，只有2030年世界杯和2034年世界杯。
2030年世界杯申办竞争对手实力极强：南美4国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已经组成联合申办团，而英格兰则希望联合英伦三岛国家共同申办（据英国媒体消息，申办计划将于今年公布），此外，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参与申办世界杯竞争的打算。
至于申办2034年世界杯，也需要中国足协提前做好铺垫，而申办2023年亚洲杯赛（本届亚洲杯赛申办国家为中国和韩国），正是未来申办世界杯赛的重要跳板：国际足联和亚足联需要中国这样有足够能力的大国，推动和发展足球这项运动——尤其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下降的隐患，已经有所显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体育活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传统的足球强国，同样面临着“让孩子重新回到球场”的严峻问题：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术、数学、文学对孩子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这些高质量的“基础学科”让家庭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新兴的“电竞运动”更是将大批可以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孩子锁定在手机和电脑面前，如果国际足联对此无动于衷，世界杯核心竞争力的“贬值”危机近在眼前。
“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是个不争事实，但基于人口优势，我国15岁至24岁青少年人口仍有两亿之多，虽然“15岁”刚刚脱离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但运动习惯的养成，更多在于15岁至24岁（高中阶段至大学阶段）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因此“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的巨大空间，让中国足球从来不缺少“培养出足球人才”的可能性，只是在起步阶段和初级阶段，决策者和球迷在努力付出的同时，还需要更多耐心。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因此“打进世界杯”和“举办世界杯”相比，似乎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想打世界杯，外界铺路必不可少，但最终还要国足自己争气。
问题就此回到国足身上。
“中国杯”两连败之后，“士气”是国足回归正轨的第一要素——今年打完亚洲杯赛的1985年出生的“黄金一代”胜在经验，但体能和锐气均大幅下降，不再适合面对节奏越发加快、赛程更加残酷的世界杯预选赛，1995年出生的球员刘奕鸣、邓涵文、高准翼、姚均晟、刘洋、刘军帅将要担起重任，而即将随荷兰人希丁克征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1997年出生的球员郭全博、张玉宁、杨立瑜、高天意、林良铭，也会是未来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重要补充力量。
而中国足协最多也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来确定新任国家队主帅了。
国际足联赛历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没有国际比赛日（5月23日波兰U20世青赛开幕，中国国青已经连续7届无缘世青赛决赛圈），6月的国际比赛日为6月3日至6月11日，中超联赛已经在6月1日第12轮联赛之后空出“档期”直至6月14日的第13轮联赛，以保证国家队安排集训热身——在6月国际比赛日之后，国足很难再有时间安排正式热身赛，而9月2日开始的国际比赛日，国足就要正式踏上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征程。
换句话说，国足在9月之前只有6月2场热身赛可打，中超联赛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时间用于集训显然还不能让球迷放心。
今年6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将正式宣布卡塔尔世界杯是否扩军，对于国足而言，把希望寄托在“卡塔尔世界杯确定扩军”还有风险。从最近两年亚青赛、亚运会和亚洲杯一系列亚洲最高等级赛事的表现来看，即便亚洲区能够在扩军后拿到8.5张门票（第9名参加附加赛），国足也存在失手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中国足球折磨球迷的时间够久，连续4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甚至预选赛最后阶段比赛）正是中国足球真正的实力反映，但“世界杯”的梦想始终存在。2016年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开始执教国足，虽然让国足在12强赛后程比赛中发挥出最大能量，却仍然无法让这支球队出现在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世界杯冠军教练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顶级教练，不过里皮只是里皮，他对球员在场上的低级失误同样无能为力。
里皮离开国足并不突兀，中国足球需要反思的，是不再“把希望寄托在神仙和奇迹身上”——足球世界里“神仙”级别的球员和教练屈指可数，中国足球的实力还无法与之匹配。里皮也好，卡纳瓦罗也好，希丁克也好，克林斯曼也好，短时间内均无法让国足“跳级”成为亚洲前四强队。
至于如何达成“打进世界杯”的宏愿，“拔苗助长”不如“水到渠成”，让“中国足球”卸下包袱回归正常，总不会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差。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