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提的建议是按照项目，一所学校每招一个项目，就给十个名额。这样的话像清华招八个项目，就进80人，差不多应该够了。我不管你本科生数量，也不管你按照比例算出来多少，如果只招一个项目，最多给你十个名额就行。”刘波建议说。
钟秉枢持相似观点，他表示高校的规模不尽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如果一所学校每年招100名高水平运动员，却只发展一两个项目，这完全足够了。有的学校如果每个项目都招几个，平均到每个项目却没几个人，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实际上取决于高校如何设置高水平运动队，什么项目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才有利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钟秉枢说。
扩大规模亦需战略布局
除了招生比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30多年后，教育部应该“铺开”这项工作，让1000多所高校自主决定是否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对于这项庞大的工程，也有受访者认为按照目前的状况，尚不具备条件。
钟秉枢说，完成“铺开”的工作，核心是要有战略布局。“这个问题不在于放开多少，鼓励大家做没有问题，但核心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机地布局。什么高校发展什么项目？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和原有的青训体系如何有机配合？与原有的国家各级训练基地如何有机结合？”
“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就撒个芝麻你自己去做，而缺少了宏观的布局引领，这件事情就可能很难完成。”钟秉枢说。
刘波认为，不是允许多招，高校就可以多招，“学校具不具备训练条件？有没有好教练？经费够不够？这都是问题。如果想这么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1000多所学校，能够共享体育系统的资源，否则靠自己根本无力完成。”
清华大学可谓是在全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做得最好的高校之一。然而，据刘波多年的教学实践观察，与专业队相比，他们在营养供应、康复手段、训练设施方面还远远跟不上。
“这些方面恰恰是体育系统的优势，但如果这些优势无法向教育系统过渡，可能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就无法继续推广，所以我个人觉得首先现在肯定不具备全部放开的条件。其次就算全部放开，有没有好的效果，有没有吸引力也不好说。”
崔迎春认为，如果单纯地扩大招生名额，但没有政策指导的话，对一所学校的压力其实挺大的，也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
几位专家在受访时均表示，高水平运动队的扩招意味着需要大量优秀的专业教练，这在运动队建设中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教育系统现行的制度和评价体系抑制了教练的积极性。
刘波告诉记者，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评价标准不一样，职称评定也不一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教练向教育系统的流动。“先不说学校是否需要这样的人，退一步讲，就算学校需要这样的人，他以什么方式进来？这是不好解决的。国外有些竞技体育方面的教练，都是聘任制的。比如说我聘一个高水平教练，我发高工资就可以了，他愿意来的话就来了。”
“但这样在中国不行，因为涉及户口、编制问题，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还给不了人家那么高的工资。在中国大家都很在乎，我户口能不能过去？编制有没有？如果只是聘的话，万一不聘了，我干什么去？”
崔迎春同样表达了对教练问题的关注。她透露，交通大学的教练员和其他老师上课课时数相同，但是课下，教练还要带训练，投入的时间、精力是翻倍的，但从收入上并没有体现这一点。
“我们学校也在修订一些关于教师职称的相关政策，他们确实是双倍工作量的投入，可否就针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的工作量制定一个统一指导意见？当然对于很多教练员来说，体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便不给钱，他们也照样带学生。可对于他们工作的认可，我觉得从学校或国家层面来讲应该给予更多重视。”崔迎春说。
钟秉枢、刘波等人认为，在体教融合问题得到高度重视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大的趋势。但是，要想真正让高校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还需要在教练员引进、经费保障、场地设施建设、保障团队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责编：杨乔栋、胡雪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