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一年，中国体育在集中力量备战的同时，也要为未来的改革铺路。人们期待，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不仅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更能全方位展示体育改革发展的新成果。
回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的124年，延期举办奥运会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从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到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各参赛国家和地区，无不受到影响。这一意外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以在奥林匹克长河中久久荡起涟漪。
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体育而言，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与体育改革的棋盘上，每一步落子都意义非凡。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又要坚持底线思维，不能盲目乐观。”在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刘国永看来，危机中有新机，变局中开新局，“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条件，实现备战队伍成绩再突破，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优化奥运备战策略，实现项目均衡发展
从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发布，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已经完成1994—2000年、2001—2010年两个周期的任务，2011—2020年的《奥运争光计划》也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与之同步，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一直在动态调整，国家队建设、后备人才培养、训练组织管理等环节不断优化。
作为四年一度的全面检阅，奥运会直观呈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态势。在北京奥运会登上金牌榜榜首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拉响越来越多的“警报”。刘国永坦言，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不断加大，特别是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范围的竞争更加激烈，保持优势具有一定困难，东京奥运会延期又放大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项目结构发展不均衡，被视为我国竞技体育亟待跨越的一道难关。优势项目提升空间有限，潜优势项目尚未形成人才厚度，基础大项和三大球整体水平仍较低……在这背后，主要依靠扩大投入和规模、依靠政策和保障驱动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暴露出创新不足、科学化管理欠缺、训练效益不高等问题。
立足《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的目标，若能将“三年打两届奥运会”化为加速改革的契机，进一步解决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性矛盾，不仅有助于优化奥运备战策略，更为提升国际竞争力增添动能。
针对下一步竞技体育工作的主要切入点，刘国永表示，要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发力的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健全国家队开放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和社会积极性，巩固优势项目，并以点带面，促进潜优势项目的提高，重点扶持三大球、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部分冬季项目的发展。对落后项目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优化配置，力争实现优势小项上的突破。”
树立“英雄就要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的观念，为今后奥运备战把握大方向。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认为，竞技体育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方需要统一思想。“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一年，在集中力量备战的同时，也要关注如何为未来的改革铺路。”
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重塑竞技体育模式
东京奥运会帆船帆板项目设有10个级别，以往我国专业运动队开展的只有7个。从2018年起，换届后的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除了直接组织奥运备战，还引入上海美帆俱乐部等社会力量，合作共建3个“空白”级别的国家队。近3年时间，49人级和诺卡拉级两个项目从无到有、快速成长，并有望在奥运资格赛争取参赛席位。
将项目分类管理，通过国家队组队方式、后备人才选拔等改革，拓宽社会力量参与和投入渠道，有助于摆脱单一靠政府办竞技体育的传统模式。钟秉枢表示：“抓国家队只是单项体育协会的任务之一，这个社团组织应该引领整个项目的规划布局、大众参与、市场开发等多方面，将国家队品牌与项目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部分帆船项目由社会力量承建高水平运动队，固然有其项目高度依赖市场资源、职业化程度高等因素，但竞技体育敞开大门、整合最广泛社会资源的改革思路，越来越得到共鸣。将社会俱乐部、青少年培训机构等纳入后备人才梯队的建设体系，能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更多新鲜血液。从精英体育“掐尖”到汲取社会养分，再通过项目普及反哺大众，带来的将是体育生态自下而上的改变。
中国队选手在历届奥运会夺得的金牌中，有七成以上来自跳水、举重、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牌”近年来多次引发热议，折射出大众的体育价值观正在转变。“体育要生活化，要扎根基层，到百姓身边去，否则就没有根。”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认为，打破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界限，就是让更多人参与。老百姓喜爱的项目、适宜群众日常锻炼的项目、有市场前景的项目能否更广泛开展，既有赖于体育发展理念的转变，更依托于相应制度设计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