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民享有决策权，法律调整的范围，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是万能的。” 罗嘉司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有一定的界限，它调整的直接对象，实际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识行为，法只能对人们的意识行为起直接作用。如果纯粹的个人行为，因为缺少社会意义，法律不会对其进行调整。“健身属于公民个人意识，不具有法律调整的可行性，确实不能用法律强制力去保障实施。”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个人健身实际上是全民健身意识的一种体现。”罗嘉司说，健身意识是健身活动开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了，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大众逐步参与体育健身活动，但全民健身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对健身活动的理解还不完全科学，很多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健身活动中去，没有养成积极良好的健身习惯，这些都需要逐步予以纠正和引导。
汤卫东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体育活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健身功能，对于一般个体而言，参与体育活动确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了。这也是为什么《体育法》“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而不是“强迫”参加。换句话来说，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只是他自己的权利，并非法定义务。但健身是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甚至是一项人权，当人们要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国家法律应予以疏导。
“这个时候，法律要管，主要体现在履行法定职责方面。”汤卫东继续表示，宪法规定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的国家职责，这也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国家在全民健身中承担保障人民体育权利的法律义务。健身虽是个体的事，但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就是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在全民健身上应当有所作为。学生也是全民健身的主体，学生的体育锻炼一般是在学校，在学校体育中，体育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上体育课，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也是《体育法》规定体育课是必修课的缘由。”
(责编：欧兴荣、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