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如钟秉枢指出，由于疫情导致全球赛事持续停摆，对抗性项目队伍减少了“以赛代训”、了解对手的机会，集体项目队伍也可能因缺乏实战而降低默契程度。
对此，著名体育社会学学者卢元镇建议，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应与各单项运动协会尽快制定未来一年的竞赛计划，促进“以赛代训”。他强调，要继续加大科学训练的投入，提升“训练效率”的意识。易剑东则强调，要强化管理各要素的贯通，体育总局、竞体司、训练局、项目中心/协会、运动队（员）要明晰愿景使命目标、确保责权利统一。
杨国庆也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各项目协会、地方体育资源，开展不同地域和级别的对抗赛，同时加强各运动队队内模拟赛的组织，弥补因疫情导致赛事不足的问题。他和钟秉枢还设想了类似比赛的细节——必须尽可能地模拟奥运赛制、环境。
许基仁则认为，由于不同项目情况可能差别很大，备战方案务必精准施策，不要一刀切。要信任各项目中心、运动协会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有强烈的事业心、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甚至鼓励他们根据项目不同特点制订各自的训练和备战计划。
备战周期延长、训练计划重整，也使得备战经费成为一大现实问题。刘波指出，国家加大投入和保证原有商业赞助合同的执行，是保障备战经费充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国家投入需要体育总局统一规划，各项目商业赞助合同的执行也需要体育总局介入。”刘波预估，单靠各运动队的力量可能较难解决相关商业赞助问题，因此呼吁总局及时施以援手。
卢元镇、易剑东还强调了“信息战”的重要性。卢元镇提醒说，要充分掌握国际体育信息，并及时传达到各运动队手中。对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以及东京奥组委做出的各项调整性决定，要准确做出回应。易剑东则建议成立特别信息小组，通过个人自媒体等渠道收集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对手的信息并做出分析研判。他还强调要加强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密切沟通，确保中国运动员至少在后续的资格赛和落选赛规则上不吃亏。
做好赛事扎堆的“选择题”和“预习题”
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体育大赛，奥运会延期对全球赛历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大多数单项比赛和综合性运动会已重新择期为延期后的东京奥运“让路”，但赛事间隔的缩短和体能恢复期的客观存在，使得相关利益群体面临若干道“选择题”。
“比如全运会首次和奥运会同年举行，奥运和全运之间还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大赛如此密集，全国一盘棋应该怎么下？”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薛原点出了这个棘手问题。
影响这些选择的因素包括许多具体的利益取舍，正如钟秉枢所说：“现实情况是，一些项目在全运会上的获胜奖励优于在奥运会上的获胜奖励，一些省份教练员运动员参与世锦赛的表现与绩效收入挂钩。”他的担忧在于，这些政策如不调整，将对奥运参赛选手产生负面影响，对教练员、运动员产生不公平现象。
对此，钟秉枢建议一方面要尽早确定陕西全运会具体日期和规程，另一方面则需完善全运会奖励政策，支持和鼓励各省调整教练员、运动员绩效分配政策，以支持他们集中精力完成好奥运备战参赛任务。
“奥运选手全运亮相，既要考虑地方体育局的实际利益关切，也可以考虑如何延续他们在奥运会上产生的人气流量，做一些创新安排。”薛原说。
从更长远来看，“扎堆”的比赛也不仅限于2021年，这无论对于运动员还是体育管理部门而言都是重大挑战，对困难要早做“预习”。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举办时间相隔不到180天，如此高强度的备战、征战和保障工作可能导致各级备战系统措手不及，对我国备战和协调工作带来较大困难。”杨国庆指出。
对于看似更遥远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也建议体育总局和运动队要提前做好备战规划，应对好奥运周期被打乱导致的节奏变化。
(责编：胡雪蓉、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