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政”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12.23总第929期《中国新闻周刊》
12月15日傍晚，北京迎来了初冬的第二场降雪。同一时间，在千里之外的釜山，本土教练李铁率领的国足选拔队不敌东道主韩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场失败。连败只是多米诺骨牌的一环。一个月前，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输给叙利亚，名帅里皮在赛后突然辞去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这些变故都让国足陷入了冰冷的寒冬。
雪上加霜的是，刚刚完成换届的中国足球协会在近期筹划的诸多规定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千呼万唤的体制改革也变得扑朔迷离。
11月25日，足协在上海召集中超16家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开会讨论限薪、转会和归化球员等多项内容。据多家媒体报道，新规对30岁以上球员在中乙联赛的转会和数量进行了明确的限制，每场比赛最多上场3名30岁以上的球员。足协声称，这是为了鼓励年轻球员的成长。
12月7日，《足球》报爆出，足协正酝酿新规，为了落实此前计划的限薪标准，所有球员重新签订合同，原有合同作废。并声称，允许解约球员发起诉讼，但参与诉讼的球员三年内将不予注册。一时间，舆论哗然，公众认为此举公然违反劳动法，难以理解。虽然足协很快公开回应，不会全部重签合同，新规将在月底公布，但公众的疑云并没有因此消弭。
局面再次变得吊诡起来。一方面，政策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但另一方面，行政干预和调控措施又一次次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和新规一起陷入摇摆的，是酝酿已久的职业联盟仍然没有落地。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行政权力与职业市场之间那股错综复杂的症结将如何拆解。
至于这条职业联赛的绳索能否解国家队之困，短期内并没有答案。事实已经证明，名帅和归化不是长久之计，留洋和西化断断续续，爱国口号也无法保证刀枪不入。长期来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足球，已经有了中远期规划的时间表，混杂着雄心与焦虑，但仍然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釜底抽“薪”？
1000万，600万，300万，这是足协给三级联赛本土球员的薪资限制。早在去年12月20日，足协就公布了三级联赛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对注资、薪酬、转会和奖金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被媒体称之为“四帽”新政。
其中，国内球员的税前个人年薪不得高于1000万元人民币，但参加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成员可在此基础上上浮20%。这些规定的背后，是近年来足球联赛的新变化，不断有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入主职业足球。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在其中一段时间有些畸形，那就是商业化太强，甚至完全是资本运作，都是钱在打招呼，造成了一些球员的价值取向都改变了。”北京北体大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孙哲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9年1月，北京北控完成股份变更，北京体育大学入主这支中甲球队，北控改称北体大足球俱乐部。作为体育总局附属下的体育院校，北体大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很多先天的优势，包括技术数据分析、医疗康复和青训体系。既是职业联赛的一员，又与足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球队的特殊之处。
孙哲东注意到，近年来资本的加持让球队的价值水涨船高，球员转会市场很热闹，有的年轻运动员到国外镀金，回来之后身价倍增。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足协将限薪提上了日程。据孙哲东透露，大多数俱乐部的投资人对限薪是支持的，这有利于市场的平稳。
他们担心的是政策方向的不断变动。
“别前面把抽屉拉开了，后面又合上，之后又觉得不行，是不是放松一些。这种政策性的拉抽屉，对项目的发展是最不合理的。还有换届带来的方向变动，甚至是全盘否定，对球队和俱乐部都不好。”孙哲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这项政策的落地本身并不容易。目前依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好新签合同与原有合同，一两年内很难完全消化。在著名足球评述员张路看来，重要的是决策程序是否正确，俱乐部的充分参与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前提。
三十“不立”？
借助行政命令，对职业联赛进行干预和调控，为未来的国家队培养人才，这是足协推出新政的部分动因。“U23”新政是这样，限制大龄球员也是如此。给年轻球员“让路”，似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长期以来，很多征战过中超和中甲联赛的职业球员在生涯后期会加入中乙球队，优胜劣汰，这是职业联赛自身的循环机制。按照足协的设想，可以通过对大龄球员的转会和出场人数进行限制，让中乙联赛成为了培养年轻球员的练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