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喜欢的东西，应该是这辈子会一直喜欢了。”徐驰未曾见过父亲当年看马拉多纳时的眼神，但他能理解，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已经成熟，此时所爱，一定在人生中占很重的部分。
这种理解，是成长淬炼的结果。徐驰家在大连，在足球氛围极盛的上世纪90年代，大连足球以辉煌战绩制霸国内联赛，万千民众发自内心地热爱、参与足球，老徐也是这座足球城的“一砖一瓦”，他曾殷切希望儿子也能在绿茵场上飞驰。但徐驰压根儿不喜欢体育，父亲带他去球场，创造机会见迟尚斌、孙继海等当红球星，讲述各种传奇故事，都无法让他提起兴趣。看见父亲对着电视里的球赛用标准大连话大叫大喊，他会觉得“我不喜欢看大家为一个东西争来争去”。
1998年世界杯，男孩的虚荣促使徐驰罕见地要了一件球衣。老徐希望给儿子买一件阿根廷10号马拉多纳的蓝白条纹衫，不断灌输着这位“胖大叔”的传奇。但儿子坚持要巴西队9号罗纳尔多的球衣，“只因为我当时喜欢科幻，老听别人叫他‘外星人’”。他能感觉到父亲的遗憾和失望，“儿子竟然不喜欢他喜欢的东西”。
能让徐驰奋不顾身的是音乐。从2008年徐驰离家求学、做音乐，父子俩已经10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他偶尔回家，一到两周会跟老徐打一个电话。童年的记忆碎片是可供父子俩回忆的话题，马拉多纳就是最清晰的一块，“他提起偶像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聊两句，平时说体育，我根本掺和不进去。”做音乐后，徐驰对父亲喜欢马拉多纳反而有更多理解，就像我的偶像是雷鬼音乐教父鲍勃·马利一样，他们传递的都是自由、热爱和快乐，有着超出自己领域的影响力。两个从贫民窟里走出的天才，让一对兴趣迥异的父子达成了默契。
“一个男人在30岁以前多是悲哀的、盲目的，得找个地方去发泄这些情绪。这种冲动或绝望，足球可以平复，音乐也可以。”过了30岁，徐驰发现小时候讨厌的东西，他已经可以理解，例如，曾经充斥着叫喊和汗水的足球场和现在他热爱的音乐现场其实一样，“人需要释放”。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了男孩和父亲潜在的“竞争”阶段，牵挂与共情开始丰盈，但有限的共同记忆和画面也开始退场。
那是躺着翻来覆去的一夜，得知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后，第一反应，“这是我爸的偶像”，然后童年时父亲不厌其烦地讲述闯进脑海，随后空落落的感觉袭来，“这人走了，我和我爸共同的情感世界像缺了一块。”凌晨4时35分，徐驰发了条微信：“爸，马拉多纳去世了。”第二天一早，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平常是周末打电话，那天是周四，算是特殊情况”。
老徐比想象中平静，他坦诚地告诉儿子“我早上都哭了”。“然后我爸特别俗地来了一句‘巨星陨落，一个时代结束了。’”父子俩的口吻一致，略带戏谑，不乏认真。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