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调查显示，分别有34.4%和24.9%的受访对象利用视频类应用和社交类应用，作为体育类信息的获取渠道。互联网经济通过智能化的方式改变着体育活动对时间和空间的原有依赖。借势火热一时的“朋友圈体育”，也定然影响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的格局。
不过在这样火热的社会体育行动中，庞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却似乎没有发出与自己体量相符的声音，这部分体育专业指导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被打上了一个问号。同时有研究显示，居家训练人群中，19.8%的人无固定健身内容，反映出部分人群在居家健身时存在盲目健身和无效健身的情况。
资料图：4月26日，拳击健身教练伊力夏提(右)带领学员在北京龙潭公园内练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伊力夏提所在的健身俱乐部暂时停业，他带领学员在公园坚持锻炼。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如此供求差，便是问题所在。有学者在文献《新冠肺炎疫情期体育行动消解社会焦虑的社会学审视》中指出，200多万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除少部分人在广场舞等一些活动中给予简单动作指导外，大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缺乏健身方法创新与推广、策划制作线上课程、网络直播的知识和能力。
2015年发布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29岁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最高，为48.2%，70岁及以上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最低，为26.0%。
无论是体育健身资讯在疫情期间的网络化普及，又或是居家健身的风靡，都与切合中青年人群的资讯接收习惯和特点脱不开关系。因此，体育指导员队伍的“转型升级”也成为必由之路。
资料图：5月4日傍晚，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市民正在跳广场舞健身。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武汉市民的生活日常正在逐渐恢复。 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实际上，这正是网络时代与大众体育碰撞而产生的“痛点”之一，健身也好锻炼也罢，都亟需在指导形式和渠道上继续创新。由此，庞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是拓展体育供给渠道时，亟待盘活的重要“资产”。
这个队伍可以被视为“国家体育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是体育治理能力改善的微观基础。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和运行体系的稍显滞后，反映的是体育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向更基层渗入，治理关口向更下方转移。
资料图：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在呼和浩特进行，参赛队员以中老年人为主，健身气功、健身球、秧歌、广场舞等项目纷纷上演，并展开角逐。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这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建设”要求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