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国内一家知名体育经纪公司后，徐铤在北四环附近租的小屋“入住率”提高不少，曾经为体育圈“顶级流量”孙杨提供经纪服务时，一个月至多休息四五天的工作节奏，让这个北漂的居所更像一个3000元月租的仓库，“住不了几天，净放东西了。”
如今，转战互联网公司的生活节奏依然紧凑，但徐铤仍“不放过自己”——热门综艺《我和我的经纪人》，别人看热闹，他认真看门道，“经纪人到底在干什么？”他在观看笔记上写道：“不是帮客户拿到一个代言、接一个戏，这是城池之争，我们做的是帮助每一个客户(实现)真正想要达到的事业路径。”
正如讲述美国体育经纪人的经典电影《甜心先生》所表达的，这个行业的成功学不仅是“让我挣大钱”，“爱与梦想”这样虚幻的词才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这令国内的运动员经纪人在体制夹缝的现实中，要么踽踽独行，要么有所退让，但仍坚信着“追光者”的人设。
梦想当“甜心先生”的年轻人
和孙杨的第一次见面，徐铤没想到这个在游泳池中霸气外露的同龄人“非常非常客气”，再三询问“要不要喝咖啡？”让他感到空气中飘过一丝尴尬，“毕竟他在那个位置，奥运冠军对你照顾有加，其实我们双方都有些紧张。”
建立信任是剥离“客套”的过程。
对大部分体育明星而言，夺冠了，会守在场边等着跟他击掌的经纪人，容易跟他有情感上产生共鸣；有负面新闻时，能保密且迅速反应是经纪人获得信任的时机；而接单能力则是双方建立信任最不可少的方式，项目是最有效的黏合剂。
面对孙杨，徐铤选择了陪伴。尤其在澳大利亚训练的日子，“经纪人”成了全能的象征，翻译、司机、法务、宣传、“保姆”……20多天，两人节奏几乎保持一致，无论头天晚上加班到几点，早上5点半，徐铤都会陪孙杨吃早饭，等他训练时，便跟着拍摄照片或视频，及时完成内容制作。他偶尔会陪孙杨打游戏，但每次就一两盘，“孙杨很少有娱乐时间，每天最多二三十分钟。”信任建立后，孙杨训练时的水杯和衣服也交到徐铤手中。
在徐铤手机上，光图片制作的软件就五六个，视频拍摄剪辑的也有三四个，此外，扫描软件、各类新闻客户端、订票订房软件等一应俱全，“比如修图，除了普通修图还需要专门拼长图，用来发微博，朋友圈的又是一种格式。”对很多奋战在一线的运动员经纪人而言，朋友圈几乎完全成为代理运动员的展示平台，偶尔穿插一两条力竭时对工作的感叹，通常先抑后扬，以充满自我激励的“鸡血”结尾。
从小红书等女性用户扎堆儿的软件到汇集全球营销案例的专业素材，徐铤把自己当作一块海绵，“作为运动员经纪，不仅得学习娱乐明星、网络红人怎么运作，一些知名公司为客户做的营销案例也能带来启发。”他希望琢磨出符合运动员个人能病毒式传播的东西，即便当时没火，也能丰富运动员的标签。
丰富客户的“人设”，顺道丰富了徐铤的微信，4000多人，遍及体育、娱乐、法律、媒体等各个领域，“甭管是谁，都是老师”，包括带运动员去参加综艺节目认识的化妆师，“每个人都可能给你忠告，比如娱乐圈的很多游戏规则，对体育圈的我们来说是相对陌生的。”
习惯警惕，是徐铤入行不久就养成的习惯，“避坑”几乎得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晚会彩排，让白宇一边走跑步机一边唱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坑。”徐铤提及《我和我的经纪人》中真实记录的桥段，主办方临时要求明星白宇在跑步机上完成表演，但尝试了几次都有摔倒的风险，面对这个状况，节目中白宇年轻的经纪人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候经纪人必须跟导演沟通，这是之前没有约定的部分，这样的临时调整会给艺人带来受伤风险，我们服务的是运动员，更不能冒这样的险。”但沟通的方式尤为重要，“一方面表达我们坚决不做，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对方产生情绪，觉得艺人耍大牌、经纪团队不行。”
对国内的运动员经纪人而言，沟通的对象还包括运动员的家庭。
林栋(化名)在接手一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的经纪工作后发现，“我需要和他全家打交道。”由于缺乏参考标准，不同于娱乐明星，运动员及其家人对其竞赛场外的价值往往存在与现实差异较大的预期，同时很难对经纪人完全信任，“一名运动员出成绩了，举全家之力帮他，例如他的商业合同，通常我们经纪人看完以后给公司法务再审，但如果有运动员，他表姑是学法律的，这个合同就还得在表姑那儿过一遍，无形中增加了不少沟通成本。”
